呐喊中药的含义主题
1、在《药》、《明天》、《风波》、《故乡》、《阿Q正传》等作品中，作者鲁迅对古老中国中那些没有知识、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的精神状态进行了细腻的刻画，含蓄而深刻地揭示了底层人民悲剧的根源。如《明天》，其故事是讲单四嫂子的儿子宝儿因病不治、办丧事的经过，但真正感到彻骨寒意与悲凉的却并非一个母亲的丧子之痛本身，而是一个母亲在努力救助自己孩子的过程中，所遭遇的欺骗、敲诈、伪善。为了治好儿子的病，单四嫂子使尽浑身解数：求神、许愿、吃单方，到最后一个“压轴法子”——寄望于何医生。求医过程中最令人绝望之处并不在于医生的冷漠，甚或于庸医的无能。因为前者出于一种职业的麻木，而后者则实在是能力所限，都还情有可原。最绝望之处是何医生开的方子：“这第一味保婴活命丸，须是贾家济世老店才有。”连单四嫂子这样一个粗女人也模糊地想到，何医生、贾家药店和自己，正是一个三角点关系。何医生开的药材，非要在贾家的济世老店才有，这说明何贾两家存在着共同的经济利益关系。单四嫂子的求医问药实际上使自己必然地落入了一个陷阱，成为替有权势的人聚敛财富的工具，“自救”变成了“自残”。待到儿子死后，办丧事的事宜更成为周围人狂欢的盛宴：“凡是动过手开过口的人都吃了饭。”这恰是作者鲁迅所说的“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的真实写照。在作者鲁迅笔下，这样的残酷并非那种鲜明的一看便知的压迫，而是已经渗透到被压迫者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些被压迫者身处其中而不自知，在接连的悲惨命运面前只能感到茫然、无助而终于麻木。他们的人格在此过程中逐渐被奴化，习惯了压迫而毫无自觉反抗之心。华老栓、闰土、阿Q的生命历程大抵如是。甚而如《风波》这样带有喜剧色彩的小说，主人公七斤一家逃过一劫的快乐让人感到其实也不过是蝼蚁的一次成功偷生而已，反倒更显出其生命的卑微。
2、鲁迅意识到，自己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于是，他潜心研读，沉默十年之久，期间从日本回国，先在家乡教书，后到北京，任职国民政府教育部职员，抄古碑，研究地方文化。
3、⑴控诉践踏生命的封建传统。
4、呐喊中小说药的结局是失败，隐喻着革命者夏瑜的行动失败，革命者夏瑜被杀，革命的失败。
5、《呐喊》的题材主要是针对“铁屋子”式的一直苟延到现代世界的古老中国。《狂人日记》对这个古老中国做出了全景式的描绘，得出了“传统吃人”的结论。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是从价值理性而非工具理性的角度来否定吃人的。在《狂人日记》中出现的几次“吃人”，其目的都是为了治病或是救命。特别是关于人肉可入药的问题，作者鲁迅并没有批判其“愚昧”。因为鲁迅认为即便它是有效的，就好像即便吃人、吃死人可以实实在在地救一时之疾病与饥饿，也绝不能这样做——因为它是对人性的败坏，是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在一个人可以吃人的社会里，“难见真的人。”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作者鲁迅将传统中国的罪恶上升到了戕害人类根本价值的高度而给予了最严厉的批判。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题——启蒙和救亡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有彼此的矛盾和冲突。所以，《狂人日记》的重心在价值理性所连接的启蒙。
6、主题思想
7、⑸反映辛亥革命背景下的农村生活和农民的精神风貌。
8、在五四新文化开始后，钱玄同找他要稿子，希望他创作新文艺作品。鲁迅认为，在铁屋子里的国人昏昏沉沉死去了，何必叫喊让他们痛苦呢？钱玄同说，只要有人呐喊，就有惊醒他人的希望，打破铁屋子。鲁迅听从将令，写出《狂人日记》等现代白话文小说，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现代文学的开山主将之一。
9、华老栓买沾有革命者献血的人血馒头，给患痨病的儿子华小栓治病失败，儿子华小栓死亡。
10、鲁迅《〈呐喊〉自序》一文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使得其中对中医的论断——“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在中国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并经常被人提起。这使得一些中医支持者非常尴尬。有人说，这是因为鲁迅的父亲在患水肿后被“庸医”——其实是当时绍兴著名的中医——用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一对、败鼓皮丸之类稀奇古怪的中药治死（《朝花夕拾·父亲的病》），痛恨中医而产生的“偏激”看法。其实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得明明白白，他对中医的这个著名论断，是在新学堂接触到现代医学，与中医进行比较之后，理性思考的结果：“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为这一理性思考，所以鲁迅到日本留学时，先是去学习现代医学，“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鲁迅文章中处处可见对中医的批评、否定。1925年孙中山患肝癌晚期，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他仍然不愿服中药。鲁迅对此十分感动，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后来也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自称“只相信西医”。（《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有人认为鲁迅后来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有一篇文章如此说：“随着阅历的增长、思想的趋向成熟，鲁迅对中医的见解，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曾作《经验》一文，其中对《本草纲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部书‘含有丰富的宝藏’。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对秦始皇在‘焚书坑儒’中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加以肯定。在杂文《我的种痘》中，他称赞了我国中医学上的一个重大成就——古代的种痘法。一九三０年，鲁迅还翻译了日本的《药用植物》一书。这部书吸收了当时生药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丰富、促进中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黄征辉《鲁迅·中医及其他》）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也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批驳“曾有人著文，说鲁迅反对中药，更不信中医。实际似乎并不如此”，证据是：“母亲当时因过度劳累，白带颇多，西医让用冲洗方法，没有见效。她遂买‘乌鸡白凤丸’服了，见效很快”。“后来父母亲还介绍给萧红服用，因她也是体弱劳累，生活不安定，以致患了妇女的月经不调症，结果也治愈了”。实际上，鲁迅称赞《本草纲目》含有古人宝贵的经验，不等于是在称赞中医。我们也不否认《本草纲目》中含有古人宝贵的经验，当然，里面也含有许多臆测、妄想。使用某种中成药，也不等于是在肯定中医，因为在当时即使是最激烈的反对中医的人士，也持“废医存药”的观点，承认某些中药是经验的结晶，有其治疗价值。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我的种痘》一文中介绍过他小时候中国人给小孩的三种种痘法：一种是让“痘神”来种（即听天由命），一种是采用古代种痘术，还有一种是种西洋传入的牛痘。文中对古代种痘术没有任何评价，更没有“称赞”。他本人则种的是牛痘。古代种痘术也是一种摸索出来的经验，其他国家也有过，即使称赞古代种痘术，也不等于是在赞扬中医。至于鲁迅翻译日本《药用植物》一书，更与其对中医的态度毫无关系。
11、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在《呐喊》中也占有显著的地位，尤其是辛亥革命背景下的农村生活和农民形象。阿Q就是辛亥革命时期农民的典型形象。辛亥革命并未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药》借华老栓买“人血馒头”给儿子治病的故事，在揭示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的同时，刻画了以华老栓为代表的愚昧落后的农民群像。《风波》同样间接地反映了辛亥革命并未给农村带来真正的变革。《故乡》则描绘了近代中国农村破产的图景，通过闰土前后的对照写出中国农民在“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等层层压迫下的深重灾难。《社戏》以农村少年形象为刻域重点，但剧场中人们的种种表现同样揭示了当时农民的整体精神风貌。《明天》以单四嫂子痛失宝儿为中心，勾勒了一幅小镇风俗画，抨击了没落社会中人们的无情与冷漠。
12、改造“国民精神”是鲁迅一生的奋斗目标，他对中国民族及国民普遍的劣根性给予强烈的关注。他一方面深刻剖析了国民劣根性的思想本质后进行强烈的批判，另一方面又不停地向愚昧的民众发出呐喊，希望他们能认识并改造这些“国民的劣根性”。然而现实让作者深感无奈与悲凉，对于国民，作者一方面“哀其不幸”，另一方面又“怒其不争”。《阿Q正传》是揭示这一思想主题的最为典型的作品，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更是普遍存在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寻求精神上的自我满足的病态心理。还如《药》、《风波》、《孔乙己》、《头发的故事》等，都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揭示出国民愚昧、落后、因循守旧、麻木无知、冷漠自私等思想劣根性。
13、意示着革命者的献血没有唤醒麻木状态的民众，夏瑜的牺牲伟大却意义不大。
14、⑷描写激烈的社会矛盾下苦苦挣扎的知识分子的命运。
15、作者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清楚表明了写作这组小说的用意，就是以大声的呐喊惊起被密闭在“铁屋子”里熟睡而不知死亡将至的民众，呼唤大家齐心合力毁坏这“铁屋子”，以争取新的生命。为达此目的，作者鲁迅自觉地接受在写作中“须听将令”的要求，更多地表现出热血的愤怒与激情、畅快的讽刺和揶揄，尽量在阴暗的色调中给前进的人留有一线希望。
16、了解《呐喊》，可读“呐喊自序”。鲁迅由南京水师学堂，留学日本仙台，是学习医学，平时救治像他父亲一样被中医耽误了的病人，战时做军医。他在日本期间，因为看了一部日俄战争的影片，受了极大的震动，他以为国人肉体健康，但精神愚昧麻木，所以第一要务，是疗治他们的精神。他从仙台到东京，和弟弟周作人及另外一人，办了个刊物，名为《新生》，以为文艺可以改变人的精神，但失败了。
17、作为一名知识分子，进行灵魂上的自我剖析是鲁迅崇高的精神品质之一。他的这一品质也反映在他所创作的作品中。《呐喊》创作于中国民主革命风起的1919年前后。在激烈的社会矛盾斗争中，接受一定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阶层同样处于苦苦挣扎的艰难境地。鲁迅在创作中对这一类知识分子，重在剖析他们的灵魂，表现他们的思想矛盾和苦闷，如《一件小事》中的“我”、《头发的故事》中的N先生、《药》中的夏瑜等。而对于封建制度、封建礼教奴役下的旧知识分子，鲁迅则重点展现了他们被扭曲的人性和卑劣的灵魂，以达到反封建的目的，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白光》中的陈士成，《端午节》中的方玄绰。作者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其根本原因在于作者清醒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在民族振兴大业中所承担的重任，因而对知识分子提出警告，希望他们不要沦为封建制度的精神奴隶，或者充当反动统治阶级的帮凶。
18、《呐喊》中的《一件小事》、《鸭的喜剧》、《兔和猫》、《社戏》等，矛盾冲突不那么激烈，内容也相对轻松，似乎与“呐喊”关系不大，风格、题材皆和集子中的其他小说有相当距离，但其中也贯穿共同点，即对人的尊严、生命尊严、生命价值的呼唤。《一件小事》歌颂了一个世俗眼光中的渺小者的灵魂同样可以高大；《兔和猫》等作品充满了童趣，借儿童天真烂漫的天性和特殊的体验事物的视角，抒发了热爱生命、热爱自然、友善待人、同情扶助弱小者和为了被扼杀的生命除暴复仇的情怀。和前面的小说不同，这几篇小说更多的是从正面抒写生命的可贵，为奋斗的人树立前进的希望和目标。
19、总之，《呐喊》喊出了新文化运动反封建的最强音，站在人道主义、个性解放、思想启蒙的立场上对压制人、扭曲人、奴化人、摧残人的中国封建文化传统进行了最深刻的批判。
20、⑵深刻揭露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21、而在《孔乙己》、《端午节》、《白光》等作品中，鲁迅的笔触则集中到古老中国所培育出的知识分子身上，描绘了他们被封建专制文化所扭曲、戕害的精神人格。即如孔乙己，尽管他身上有着一种可贵的温情，但是他缺乏人格的独立精神。他聊以自慰、努力维持的“穿长衫”的读书人身份不过是一种本能的自尊，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人的尊严相去甚远，而且还使其不断受到戏弄和侮辱。《白光》中的陈士成与孔乙己相仿，缺乏独立自主的个人追求，在封建文化价值观与科举制度的压迫下不堪重负而发疯自尽。《端午节》中的方玄绰，尽管表面上已经算是一个新式知识分子，但是内心深处委琐、平庸、虚伪而不自知：“只是每到这些时，他又常常喜欢拉上中国将来的命运之类的问题，一不小心，便连自己也以为是一个忧国的志士：人们是苦于没有‘自知之明’的。”这正是中国封建文化一面教人学孔孟修身养性，一面又以学习孔孟之道为仕途晋身敲门砖所必然导致的虚伪文化生态长期熏染的结果。
22、⑶深入剖析国民及民族的劣根性。
23、现实主义作家鲁迅先生的作品：呐喊。中药的结局是：革命者被杀了，不觉醒，愚昧的百姓还用沾了革命者鲜血的馒头给病了的儿子吃，听说能治病，花钱买的人血馒头。结果吃了人血馒头的病人还是死了，可悲！
24、对封建制度及封建礼教进行极其深刻的揭露、批判是《呐喊》最为鲜明的思想主题。这一主题几乎贯穿《呐喊》中的所有作品。首篇《狂人日记》，通过狂人的叙述，揭示中国社会几千年的文明史实质上是一部吃人的历史；而所谓的“仁义道德”其本质是吃人。在揭示出吃人本质的同时，作者还揭示这一吃人本质对人民群众毒害之深，如《药》中的华老栓、《故乡》中的闰土、《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明天》中的单四嫂子等。小说在描写封建势力、封建礼教对人民压迫奴役所造成的一系列悲剧时，既暴露了封建制度、封建社会所造成的人民物质上的“病苦”，更重视揭露人们精神上的“病苦”，以警醒“不幸的人们”起来打破封建思想道德的禁锢。
25、鲁迅先生认为“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也有人说，这是因为鲁迅的父亲在患水肿后被“庸医”——其实是当时绍兴著名的中医——用经霜三年的甘蔗、原配蟋蟀一对、败鼓皮丸之类稀奇古怪的中药治死。痛恨中医而产生的“偏激”看法。其实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得明明白白，他对中医的这个著名论断，是在新学堂接触到现代医学，与中医进行比较之后，理性思考的结果：“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为这一理性思考，所以鲁迅到日本留学时，先是去学习现代医学，“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象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鲁迅文章中处处可见对中医的批评、否定。1925年孙中山患肝癌晚期，协和医院宣告束手无策时，他仍然不愿服中药。鲁迅对此十分感动，写道：“那时新闻上有一条琐载，不下于他一生革命事业地感动过我，据说当西医已经束手的时候，有人主张服中国药了；但中山先生不赞成，以为中国的药品固然也有有效的，诊断的知识却缺如。不能诊断，如何用药？毋须服。人当濒危之际，大抵是什么也肯尝试的，而他对于自已的生命，也仍有这样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集外集拾遗·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后来也说：“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自称“只相信西医”。（《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有人认为鲁迅后来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有一篇文章如此说：“随着阅历的增长、思想的趋向成熟，鲁迅对中医的见解，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曾作《经验》一文，其中对《本草纲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部书‘含有丰富的宝藏’。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对秦始皇在‘焚书坑儒’中没有烧掉农书和医书加以肯定。在杂文《我的种痘》中，他称赞了我国中医学上的一个重大成就——古代的种痘法。一九三０年，鲁迅还翻译了日本的《药用植物》一书。这部书吸收了当时生药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丰富、促进中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黄征辉《鲁迅·中医及其他》）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也在回忆录《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批驳“曾有人著文，说鲁迅反对中药，更不信中医。实际似乎并不如此”，证据是：“母亲当时因过度劳累，白带颇多，西医让用冲洗方法，没有见效。她遂买‘乌鸡白凤丸’服了，见效很快”。“后来父母亲还介绍给萧红服用，因她也是体弱劳累，生活不安定，以致患了妇女的月经不调症，结果也治愈了”。实际上，鲁迅称赞《本草纲目》含有古人宝贵的经验，不等于是在称赞中医。我们也不否认《本草纲目》中含有古人宝贵的经验，当然，里面也含有许多臆测、妄想。使用某种中成药，也不等于是在肯定中医，因为在当时即使是最激烈的反对中医的人士，也持“废医存药”的观点，承认某些中药是经验的结晶，有其治疗价值。鲁迅在《集外集拾遗补编·我的种痘》一文中介绍过他小时候中国人给小孩的三种种痘法：一种是让“痘神”来种（即听天由命），一种是采用古代种痘术，还有一种是种西洋传入的牛痘。文中对古代种痘术没有任何评价，更没有“称赞”。他本人则种的是牛痘。古代种痘术也是一种摸索出来的经验，其他国家也有过，即使称赞古代种痘术，也不等于是在赞扬中医。至于鲁迅翻译日本《药用植物》一书，更与其对中医的态度毫无关系。